魏晋风流人物,以嵇康为首。他不但文采飞扬、精通音律,而且“龙章凤姿、天质自然”,可谓是天之骄子。然而嵇康横遭杀戮,又仿佛是天妒英才,究竟原因何在?

  魏晋风流人物,以嵇康为首。他不但文采飞扬、精通音律,而且“龙章凤姿、天质自然”,可谓是天之骄子。然而嵇康横遭杀戮,又仿佛是天妒英才,究竟原因何在?

  我们知道,有个成语叫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,说的是,司马昭在继承父兄权力之后,篡位的野心暴露无疑。据考证,嵇康被杀于魏景元三年(262年)前后,其时距司马氏篡位大约三年。嵇康之死正与司马氏自立,密切相关。

  嵇康深陷囹圄,起因在于吕氏昆仲。吕撰奸污弟媳徐氏,事情败露,弟弟吕安要到官府告发。吕撰请出嵇康(他是两兄弟的好友)做和事老,打算息事宁人。谁知,就在事情将要了结的当口,吕撰竟倒打一耙,诬告吕安虐待老母。结果不仅吕安被抓,连居中调节的嵇康也被牵连入狱。

  要说这案子本不难查清,只要吕母出庭作证,即可真相大白。退一步讲,即便吕安不孝,要杀要剐(当时不孝虽是重罪,可也罪不至死),也是他一个人的事,与嵇康有什么关系?如此看来,此案确属蹊跷,可能根本就是一个为嵇康专门设计的圈套。不然为什么吕撰在奸污弟媳之事已然平息的时候,还要去冒险诬告弟弟?是不是有人背后指使?又是为什么吕安一案连基本事实也未弄清,便急着要让嵇康和吕安身首异处?

  不管真相如何,有一点却可以肯定,嵇康坐牢,钟会很开心。钟会素来嫉妒嵇康的才华,而且曾被后者怠慢,有此良机,自然要置之于死地。

  嵇康被杀,钟会为其罗织有两项罪名:意图帮助毋丘俭和非侮名教。据《三国志。王粲传》注引魅族3发布会《世语》,“毋丘俭反,康有力,且欲起兵应之。以问山涛,涛曰不可,俭亦已败。”笔者以为,这个记载颇有疑点,一介平民的嵇康如何能够“起兵应之”?若嵇康真的有意助拳,为什么不及时出手,要等毋丘俭快要失败了,才去向山涛问计?不过,嵇康同情讨伐司马氏的魏臣却无疑义,他曾作《管蔡论》,借周公诛杀管、蔡的历史,为人毋丘俭等声辩,“管蔡皆服教殉义,忠诚自然,卒遇大变,不能自通,忠于乃心,思在王室,遂乃抗言率众,欲除国患,翼存天子,甘心毁旦。斯乃愚诚愤发,所以侥祸也。”肯定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毋丘俭等是魏室忠臣。

  另一个罪名,也不是子虚乌有。嵇康追求“越名教荣耀7发布会视频而任自然”,蔑视世俗礼教,“轻贱唐虞而笑大禹”、“非汤武而薄周礼”,将矛头直指统治者一力推崇的儒家道德体系,可谓是离经叛道。

  要说两个罪名都是有据可查,嵇康死得也不算冤枉。可问题在于,毋丘俭造反是在正元二年(255年),嵇康被杀则是景元三年(262年)。司马昭怎么早不动手?魏晋之交,蔑视礼教、放浪形骸已经成为一股社会风气,怎么就单单挑嵇康下手?既然嵇康有此罪状,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抓人,而要借助吕安一案?总之一句话,司马昭怎么就突然想起要杀嵇康?

  由于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长乐亭主(曹操之子曹林的孙女),于是很多人推测,嵇康在政治上倾向于曹氏,以致于对司马昭心生反感,乃采取隐居避世的不合作态度。此一说在逻辑上虽然讲得通,但事实上却违背了嵇康的本心。嵇康崇尚老庄学说,无意仕途,只有早年做过一阵中散大夫,后来好朋友山涛举荐他入朝为官,干脆写了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以示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嵇康的理想是“采薇山阿,散发岩岫。永啸长吟,颐性养寿。”因此,无论朝廷上掌权的姓曹、姓刘、姓孙,还是姓司马,他都不会违背本性的与其“合作”,而要去做一个逍遥的隐士。而嵇家对司马氏,也从没有什么仇恨,嵇康的哥哥嵇喜,在司马昭手下位至高官;嵇康的儿子嵇绍更是为护卫晋惠帝,被乱军所杀。因此,所谓不合作,恐怕并不是司马昭杀人的重要因素。

  另一方面,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曹家女婿,纵使有心“匡扶大魏”,可也是绝然无力。那又是什么,让司马昭萌动杀心?答案可能很简单,他不过想借嵇康人头,来震慑人心。正如钟会向司马昭说的那样,“今皇道开明,深圳碧海湾公园四海风靡,边鄙无诡随之民,街巷无异口之议。而康上不臣天子,下不事王侯,轻时傲世,不为物用,无益于今,有败于俗。昔太公诛华士,孔子戮少正卯,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。今不诛康,无以清洁王道。”在当时,“上不臣天子,下不事王侯”的文人,恐怕不在少数。司马昭要夺取天下,必然要借重主导舆论的名士。怎么办?杀鸡儆猴。谁是最肥的野鸡?嵇康。

  此后,同为竹林七贤之一、曾和嵇康一同在树下打铁的向秀,接受举荐,来到洛阳。司马昭问他:“听说你向来有归隐的志向,现在怎么跑到我这来了?”向子期垂首答道:“古代隐士巢父、许嬴荡举鼎而亡由都是狂傲、清高之辈,永利集团304登录根本不值得我去羡慕。”----嵇康正是前车之鉴,我哪里敢去学他!七贤中的二号人物阮籍,也不得不为司马昭进封晋公,作了一篇《劝进箴》。可见,嵇康没有白死,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隐士群被成功解体。

  其实,也不见得司马昭容不得隐士、名士,这样的人,魏晋时期有的是,惨遭屠戮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。嵇康之所以为当权者记恨,那是因为他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隐士,用今天的话说,嵇康算得上一位身具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。朋友孙登对嵇康的悲剧命运早有预知,“君性烈而才隽,其能免乎?”后来嵇康在狱中作《幽愤诗》,有“今愧孙登”之句,为未能听从友人的远见而感慨自责。故此,钱钟书先生称嵇康为“忤世之狂”,其人“既直性狭中,多所不堪,而又有好尽之累,不喜俗人,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,那又“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?”

  临行那天,有三千太学生聚集法场,想要拜嵇康为师。刑场上的嵇康,依旧的从容淡定,他抬头看看日影,知道时间尚早,于是索琴一张,潇洒抚之,如痴如醉,正是一曲《广陵散》。曲终声止,嵇康慨然叹息:“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”这一年,嵇康四十岁。培根说的对,伟大的灵魂从不会被死亡征服。

  嵇康生前,多有文字指斥孔子,可若要对此之死作一诠释,笔者却不得不借《论语》一用----

  冉有曰:“夫子为卫君乎?”子贡曰:“诺,吾将问之。”入,曰: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?”曰: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:“怨乎?”曰:“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。永利集团304登录”出,曰:“夫子不为也。”

  诚然,伯夷、叔齐为坚持义的信念,饿死首阳山中;嵇康追求自由的生活,死在屠刀之下,都是求仁得仁,死得其所。

  古往今来,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一直难以理顺。前者想依仗后者,而后者却要批评前者,前者不能忍受,便要举起屠刀,以使后者闭嘴、服从。然而,自由地批判统治者,既是知识分子的责任,也是知识分子的权利。没有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,一个社会无从进步。当年的司马昭当然不会明白,那么在今天,我们又是否可以容忍嵇康的存在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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